钢铁业囚徒困境:都希望其他地方去产能而保全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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钢铁业囚徒困境:都希望其他地方去产能而保全自己



发布时间:2016-01-25浏览 312 次

在全联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看来,整个钢铁行业是一个“高压锅”。

曾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八年的他,专职负责“查钢”,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,他和全联中小冶金企业商会刚刚完成了一项涉及五大重点产钢省、110多家钢企的调研。

调研结果让人揪心,持续数年的钢铁产能过剩达到极限,亏损之巨已难以为继,行业负债频破纪录而僵尸企业却未能出清,钢价连创新低却加剧了恶性竞争,风险在加速集聚,整个行业面临着一场“钢铁危机”。

存亡之际,一些地方和企业开始了去产能的艰难探索,业界、学界、政府机构关于钢铁行业脱困的探讨也越来越多。去产能如何建立退出通道、安置职工、处置债务?整个钢铁行业站在了一个关乎其存亡兴衰的关键路口。

“囚徒困境”与“钢铁危机”

“这一百多家钢企普遍的声音是:生不如死,活不了又死不得。”赵喜子表示,尽管钢铁行业对去产能呼吁再三,但落实起来却阻力重重。在他看来,钢铁去产能,第一大阻力就是地方政府,第二是银行,第三是钢企本身。

钢铁大省的经济增速大都垫底,钢企去产能势必会造成这些地方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行,而员工失业也可能增加地方不稳定因素,因而地方普遍不愿意看到企业削减规模,在山西调研时赵喜子发现,有企业已经死掉又被地方政府救活的现象。

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考察第一站选择了山西的钢铁企业。在山西,他强调“好钢要千锤百炼,好产能要优胜劣汰”,对地方去产能不无喊话的意味。

银行阻力的背后,是对呆坏账增加的担忧,如果企业死亡或大面积减产,必然影响银行的成绩单;钢企多数是国有企业,去产能意味着大量职工的安置,加之不少企业仍心存侥幸希望熬过“周期性调整”,去产能困难重重。

更麻烦的是,钢铁业去产能面临着“囚徒困境”:去产能各自推诿,皆希望其他地方去产能,而保全自己的企业。另一重“囚徒困境”则存在于各责任主体之间:中央部委、地方政府、银行和企业在责任归属上难以厘清,由谁买单是个互相扯皮的问题。

迟迟无法退出的钢铁产能,影响着市场供需的平衡,钢企之间的恶性竞争由此风行,钢价连创新低,却成为钢企自相搏杀的工具,恶性竞争又带来价格的一降再降,整个钢铁行业被拖至危险的边缘。赵喜子认为,如此以往,中国将不得不面临一场“钢铁危机”。

这不禁让人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国家的钢铁业危机,在那个与今日中国相类似的背景下,欧美等国钢铁发生了惨烈的调整:1974年到1984年的10年间,英国钢铁产量下跌近60%,美国下跌近40%,西德下跌26%,法国下跌近30%。

多位受访人士表示,“钢铁危机”将带来钢铁生产、流通企业大面积死亡,职工大量失业,银行债务出现大规模坏账,造成金融风险显性化,必须全力避免这一情况。

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李新创介绍,去年前11月,重点统计钢企累计亏损531.32亿元,主营业务亏损917.7亿元,主营业务利润率为-3.4%,为工业行业最低水平。重点统计的101家企业中51家亏损,亏损面创本世纪以来最高水平。

同时钢铁行业负债率在2009年到2012年间快速增长了10个百分点,接近70%,远高于我国制造业55.7%的平均水平,也远高于我国钢铁行业在1998年国企三年脱困时期的水平。

实际亏损远不止此,上述数据并不完整,亏损可能更为严重的一些中小企业未被纳入统计,而赵喜子在调研中也发现很多企业账面上的盈利并不“真实”,“很多钢企账面上的利润大都是卖资产得来的。调查的110家钢企中,70%以上现金流是负的,这意味着僵尸企业将越来越多。”

去产能初现迹象

值得注意的是,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经出现了拐点。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,2015年全国粗钢产量8.03亿吨,同比下降了2.3%;生铁产量6.9亿吨,同比也下降了3.5%。这是自1981年以来钢铁产量的首次负增长。

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认为,这意味着钢铁等传统行业实实在在地去产能已有启动的迹象。“之前的数据都是这些行业的增速在回落,而从2015年四季度开始,不仅增速在下降,而且进入了负增长,出现了产量的绝对量下降。这意味着一部分传统行业在供求市场环境的倒逼下,终于挺不住了,开始主动压缩产能

人员安置是钢铁去产能的关键,据赵喜子介绍,这些企业的安置方式有四种:一种是买断,已经裁员的企业平均每人补偿13万元,鼓励其自谋职业;一种是内部消化,有些企业实际上已经裁员,不过员工从高炉转至其他岗位,基本由企业自身消化了;对于裁员多达一两万的地方,地方政府直接出面组织培训、安置转岗,为减少社会震荡,有的地方动员了数千名党员干部,挨家做安置工作;对于民企来说,更多的可能是直接裁员,调查中有民企表示,将在4年内直接裁员1万人。

钢企出现去产能迹象的一个现实基础是,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已经大幅下滑,不少企业已经处于停产状态。国际钢铁协会数据显示,2014年以来,全球粗钢产能利用率总体呈下降趋势,去年7月份后,产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%以下,中国的情况则更为严峻。

以钢铁重镇唐山为例,根据唐山市副市长李忠娟掌握的资料,截至去年11月份,唐山地区88条线材、螺纹钢生产线,其中开工的只有52条,占59%;调坯轧材生产线29条,开工的只有9条,开工率31%。这只是开工率,产能的利用率比这个还要低很多。

在一些企业去产能过程中,地方政府给予了一定补贴。比如河北的一些地方,每淘汰一吨钢铁落后产能给予一定数量的补贴。然而就企业设备等指标来说,落后的、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产能实际上已经很少了,如何处置过剩但并不落后的钢铁产能需要更多的评价维度。

亟需建立退出通道机制

钢铁去产能的当务之急在于,建立退出通道以及相应的退出机制,将严重过剩的产能尽快降下来。

前不久,工信部副部长冯飞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,化解钢铁过剩产能要把僵尸企业退出作为重点,如何形成退出通道机制仍在探讨,发改委和工信部正在研究制定僵尸企业处置方案。

退出通道机制必须解决三个问题:一是企业职工安置、转岗、培训再就业问题,二是银行债务处置和企业之间的互保问题,三是关停企业要退出钢铁行业,设备要拆除,而不是破产重组后产能不变。

2015年全国粗钢产量8.03亿吨,目前中国钢铁产能大概在12亿吨。赵喜子在做了大量的预测研究和趋势性分析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,到2020年钢铁年产量必须下降到6亿吨左右,产能减少3亿吨。

发改委产业协调司一位官员明确指出,退出通道机制的关键是设计好人员安置和债务处置的托底政策。

据赵喜子测算,人员安置上,目前全国直接从事钢铁生产的职工大概180万,加上关联就业人员,总数达500多万人,去除20%的产能,意味着100万左右的职工需要安置,如果按照每人10万元买断的标准计算,需要1000亿左右的资金。

钱从哪来至关重要。赵喜子向国务院提出了一个产能“以生养死”的建议:在钢铁行业成立一个基金,上端由多方筹措资金,下端作为过剩产能退出通道。

其上端和机场建设基金类似:钢企每销售一吨钢就交一部分钱到基金中来,预计今明两年钢产量大概是6.5亿到8亿吨之间,如果每吨抽取10元,两年可以筹到100多亿元。

但这两年化解产能迫在眉睫,100多亿元显然不够,缺口需要中央、地方两级政府分摊,中央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,地方政府通过自己的渠道(比如发债)筹一部分钱。“钢企对基金规模的积累需要时间,要解决未来的钱提前使用的问题,然后让基金慢慢还债。”

债务方面,来自中钢协的数据显示,去年11月末钢铁全行业银行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余额达13359亿元。另据赵喜子测算,此外还存在着大概2万多亿的非银行负债。一直以来,钢铁行业的债务风险被银行掩盖了,多位业内人士认为,应当把隐性的风险公开披露。

对于钢铁行业出现大量的僵尸企业,银行难辞其咎。“企业已经亏损成那样了,还继续贷款,银行应当承担相应的代价。”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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